后岐江
性别不仅与战争有关，而且是战争的核心。在众多压迫中，女性主义者在战争中的经历超越了简单的被动受害者——女性可以为平等与和平而战。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地缘冲突，女性的经历都很少被作为理解政治矛盾、权力冲突甚至颠覆统治的出发点、视角和心理基础。战争的发生、呈现和叙述往往充满了阳刚之气，都来自于阳刚的记忆，都围绕着男人的耻辱或希望。在战争的政治话语中，女性是天真和被动的对象。妇女是无辜的，是受战争影响的寻求庇护的难民；女人是点缀，是衬托战争激烈和男人英雄气概的道具。
1940年8月28日，紧急护理志愿者(皇家公主志愿队)的成员正在英格兰诺福克凯特林大厦的凯特林大厅训练中心进行训练。
然而，“男人制造战争，女人承担后果”的简单叙述片面地简化了性别与战争的关系。从安史之乱中的杨贵妃到神话中的海伦，男人以女人为借口发动战争。从孟姜女到花木兰，女性可以是战争的动员支持者，战争的直接参与者，甚至是反对战争的动力。另一方面，国际争端和民族冲突似乎总是排斥女性，将她们视为不重要的边缘群体；但无论是保家卫国，支援救援，还是提供支援，战争其实都需要女性。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权力运作极度排斥和贬低女性，不把女性当作真正的行动者。女性在战争中的经历往往被剥夺，战争史中女性的记录依然真实空，女性成为战争中的失言者。
如果说流离失所、成为难民、遭受性侵犯、沦为人贩子的猎物、生命财产安全受威胁是战争对女性带来的直接伤害，那么，战争对生活方式和社会稳定的冲击，对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的威胁，对公平和正义的剥夺，则构成了结构层面的暴力——战争不仅仅是硝烟弥漫军火交锋处，作为终极的暴力，它更是泯灭意志强加暴力的权力关系。